王凌川－天利康辉导游培训中心（13882060726）

72年前，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中日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全面冲突的序幕，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矛盾何以积累到不得不进行这样一场殊死决战才能解决？而百年来中日两国国民又是如何检讨、反省这场战争的根源呢？以史为镜，是为了照见现实和未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反省的精神，就很难不在未来重蹈覆辙、重复苦难！

一  丛林的现实

1890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4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利益线”，首当其冲的就是夺取朝鲜，“朝鲜半岛是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这种安全焦虑，对于日本来说十分自然，并非为侵略寻找“借口”的造作。

日本对于中国的防范与顾虑，并非杞人忧天。1886年，清朝北洋舰队在访问长崎时，清军水兵因为争妓而与日本警察发生械斗，双方各有死伤。北洋舰队褪去炮衣对准长崎。谈判中，中国方面也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在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最终被迫赔款了事。“长崎事件”从此被日本看做国耻。

同样的，中国的政治家李鸿章也清醒地看到了日本“阴柔有大志”，因此主张韬光养晦，在表面上与日结好，但实质上处处防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当时中日之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乃至相互妖魔化，都相当正常，也没有本质区别。日本侵华的根本动力，不在于“邪恶”，而在于利益。设想如果甲午战争取得了相反的结局，相信李鸿章也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当作防御西方、逐鹿世界的第一圈“岛链”。

美国政治家John J Mearsheimer深刻地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悲剧本质：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无论国家“好坏善恶”，都别无选择，只能为了权利而相互竞争和厮杀。

国际社会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决定了安全的稀缺性。“安全关切”像是一个魔咒笼罩在防御方和进攻方身上：进攻者为了安全而进行扩张，防御者为了维护安全而拒绝退让。而这些冲突与战争，与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系并无直接关系。那种将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只是国家在给自己以现实主义采取实际行动时，包裹上一层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已。

大国冲突就是利益冲突。这样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色彩的论断，再反观中日百年情仇，就能得到充分的验证。

二  鼓噪的“民意”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合约当日，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举行了多达8万人参加的“爱国群众大游行”，要求拒绝签约，重新战斗。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以倾国之力获得了惨胜，已无力再战，而俄国却还可调动其更为强大的欧洲部队，媾和对双方来说都是明智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双方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时，仅就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进行了切割，日本没有对俄国提出赔款要求。消息传回日本后，民意哗然，主持签约的小村寿太郎和高平小五郎俨然成了“卖国贼”。

下午五点左右，集会者蜂拥到内相官邸，砖石横飞，随后纵火焚毁了内相官邸。暴动持续数日并波及日本全国，政府宣布紧急戒严。

这之后，民众暴动变成了东京一景，日本开始步入史称“民众暴动的时代”。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而不是所谓的某某主义，开始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推动着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明治初年日本觊觎琉球、台湾和朝鲜，到昭和时代日本兴起的征服世界的野心，日本外交官在谈判中惯用的施压方式，就是“民意”对此如何的不满，所以除非对方让步否则难免一战。这绝非外交官的应景辞令，而是日本真实的政治生态。

三  “主义”的面具

日本自认为在日俄战争中为亚洲的解放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巨大代价，以此为由积极攫取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当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试图能通过首相伊藤博文说服日本政府，并对激进的日本民意进行批评时，伊藤博文说道：“若说到日本人民的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

这样坦率得几乎赤裸裸的直言，在中日交流的史料中并不罕见。1876年，为琉球和台湾事件，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进行了会谈。李鸿章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有礼却干脆地宣称：“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日本人早已经透彻地看穿了国际政治的达尔文主义本质，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成为日本主流民意。

可悲的是，从晚清以来，中国但凡评价日本，都有一个逻辑：日本在历史上的所有的暴行和兽性，都被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是法西斯主义）上。“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创造的，更是由人所实践。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

日本百年祸华，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但正是其国家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甲午战争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海外作战，成功的在刚刚统一起来的日本推行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日本人第一次集体凝聚到了同一面旗帜下，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奋斗。而甲午战争也令日本“人民”获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无论教育、医疗还是经济，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此后不断移民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的战争之车就这样在利益的驱动下，飞快地驶向卢沟桥。

四  肤浅的悲情

我们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呢？受害者这样的身份，究竟是耻辱还是荣光？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沉溺于悲情之中。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就还是一个弱者。

与悲情的眼泪同样滔滔不绝的，就是高喊“抗日”的口水。1895年，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在发给大本营的战略分析中认为：“中国实属不明日本之真相，虽识者亦甘于表面之观察，轻侮指笑，自以为得者滔滔皆是也。”而以翁同和为代表的所谓“主战派”，战事未启时，爱国分贝就格外高昂，一力主战，大大压缩了本就已回旋艰难的外交空间；战败之后，则“声泪迸发，惘知所措”。清廷在无奈之下，只好劳动李鸿章出面议和，翁同和又想设定“赔款可以，不可割地”的限制。其实他也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不割地是不可能的了，无非是多割和少割而已。而且最好不要从自己手上割，于是便将和谈的重担和几乎必然招来的“汉奸”骂名一股脑儿推给李鸿章。

梁启超对口水抗日英雄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说“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折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

这种口头的、激情的、追求剧场效果的“爱国主义”，与需要静下心、沉住气、卧薪尝胆般地学习敌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相比，成本低、代价小、见效快。一方面是逢日必反，另一方面是对日本的无知，甚至毫无“知”的愿望。

五  日本的镜鉴

国家竞争，固然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冷静。日本作为我们的“移情寄托物”，给了我们难得的全民认同的宣泄口；而日本作为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未必是变革年代所应有的心浮气躁。

在中日百年来充满爱恨情仇的历史中，骨子里依然是“利益”二字。为了国家利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它的铁蹄却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为了国家利益，中国人在民族意识支配下，真诚的以日为师；为了国家利益，日俄战争前后日本竭力拉拢中国，随后又从中国“兄弟”这里攫取更多的利益、乃至欲图吞并；为了国家利益，觉醒了的中国要奋起反抗，以铁血牺牲换取了重新崛起；为了国家利益，中日两国至今也在有意无意地利用历史资源，进行博弈······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一书中写道：“今日之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这样有见地的，赤裸裸的直指国际秩序核心的想法，即便出自我们的敌人之口，至今也值得回味与咀嚼！

                                                特别鸣谢本文作者 雪珥

观察中日关系，需要看千年以上的历史。中日关系一直到甲午战争为止，被认为是延续了朝贡体制，但日本并不这么看。中国对日本的不了解或者说不愿意了解，是这一体制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是中日数千年关系的彻底摊牌。

日本一直在挑战朝贡体制

传统中国对东亚秩序的安排源自中国强大的文化和经济实力。这个秩序被通称为朝贡体制。但是，日本自中国隋朝开始即不遵从这一安排，并因其对朝鲜半岛的野心而最终发展为直接挑战朝贡体制。

公元600年起，日本圣德太子便先后两度兴兵，攻打朝鲜的新罗。此时也是隋炀帝征高句丽时期。（高句丽不是高丽）因顾及中国的立场，607年日本派遣小野妹子向隋朝派出了正式使团。日本致隋炀帝信的开头书“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令隋炀帝大为不快。第二次日本使隋时改称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仍追求对等称号。这是中日第一次表面为名号实际为地位发生的争执。

唐朝建立后，为巩固东北边疆攻打高句丽，再次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而唐朝支持新罗。结果发生了中日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公元663年，倭国与唐朝在朝鲜白村江决战，日本战船被焚烧四百多艘，此后900多年间不敢再入侵朝鲜半岛。

日本再次对东亚秩序的挑战发生在明朝。明初中日之间并没能建立真正的朝贡关系。明太祖曾先后三次遣使日本促其来贡。足利义满（1358—1408）在南北朝内乱中灭怀良后向明朝称臣，被朱棣册封为“日本国王”。

1596年，万历皇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暴跳如雷：“不是明帝乞和封我为大明皇帝吗？日本国，我欲王则王，何待明虏之封？”明朝使团被逐，双方再度开战，而丰臣本人在失败后郁郁而终。从此，有明一朝，日本虽为利益所趋，有短暂的接受册封的历史，但与明朝的关系始终建立在民族自尊上的追求平等态势，并为后期发展为企图征讨中国。晚清时期琉球的下场是日本自明朝以来挑战中国权威的结果。

福泽谕吉：汲取西方文明，日本比中国容易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直接了解，始于1862年。这一年，日本德川幕府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官船“千岁丸”。这是自1854年实施开国政策以来，日本第一次向中国派遣官船。维新志士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高杉近作的眼里，中国已经面目全非：“上海之势已是大英属国矣。”高杉近作看出了中国的问题，他认为：“清政府之所以衰败，乃在于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既不能造闯过万利波涛之军舰，也不能造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彼国志士所著之《海国图志》绝版（魏源于鸦片战争后所作《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产生影响，相反却开启了日本看世界的眼界），因循苟且，空度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此后，大量日本人或由官方组织、或民间自发到中国从事军事、经济和社会考察工作。较早的有增根俊虎，此人1873年随外务卿副岛种臣访问中国，后来常驻上海，为日本海军驻上海的第一批谍报人员。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写了《北中国纪行》等书，详细记录了中国国防、地理和民生，书中近200幅精美的手绘图，其翔实备至，令人备感恐惧······

被称为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75年著《文明论概略》中，则明确论述了中国和日本文明的差异。

福泽谕吉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中国躺在数千年的文化温床中不能起身

值得注意的是，福泽谕吉的观点出笼前一年，即1874年10月，因为和日本人谈判而了解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之后，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断定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李极力主张创建一只强大的近代海军，用军事力量牵制日本。当总理衙门大臣们主张用“大信不约”的理念作指导。不和日本签订任何条约的时候，李鸿章极力主张和日本签订中日近代第一个条约，以此确定二者的现代化关系，用条约约束日本。但是，洋务派的思想从总体而言达不到福泽谕吉的深度，因此，也没有气魄彻底断绝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而是最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等到光绪帝、康有为要学日本变法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甲午战后50年，中国受日本之累，其中原因要追溯千年以上的历史。

中日关系早已埋下冲突的基因

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史令人得出一个遗憾的结论，即中国并不了解日本。我们是否还在继续汉唐以来的对日基本态度—一种高调的日本观，即认为中日之间同源同种，一衣带水，理应从属于一种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种观念会导致虚构的亲近感而忽视了日本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的内在需求。高调日本观中的中华文明优越感会导致日本人反感这一后果，长期不被中国统治阶层适当认知。这是引人深思的另一个话题，因为近代以后至今，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能导致另外一种高调：即以形象化的（小日本）、脸谱化（军国主义）的观念看待日本。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近代之败，实为意识之败，而非力量之败。高调的日本观也来自中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中日近代最终摊牌之前（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达2000年之久。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中国对日本的忽视，进而是漠视和不信任。

汉唐以来，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中日关系早就埋下了最终爆发全面冲突的基因：徐福东渡埋下了高调处理对日关系的种子；汉魏时期的朝贡造就了中国对日关系的单向性；隋炀帝时期日本开始追求平等身份被中国忽视；唐初中日角逐朝鲜半岛，日本战败转而学习大唐，中国产生对日本的优越感，再次忽视了日本的野心······

明朝初年日本已经不再为中国所信任，倭寇乱华更加深了这一情节，但“倭寇”观阻止了中国真实地了解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是侵略中国、挑战东亚朝贡体制的战略尝试，中国开始关注日本但并未作为假想敌；明末暗中迫使琉球朝贡称臣，中国懵然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发，伴随着对大陆的侵略野心宣传，中国也不知道；明治维新至甲午战争前，日本做好了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心理准备，而中国仍然知之甚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对日本的长期漠视，对日本的自尊进而演变为对大陆的野心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及至李鸿章时代才开始从扭转朝贡体系的认识、建立与日本的平等民族国家关系出发，从军事上准备和日本决战，可惜为时已晚，可谓是千古遗恨。

这遗憾留下的唯一启示是一句大俗话：千万别漠视你的对手！

                                                                    ---特别鸣谢本文作者  李扬帆

雨，一直下，仿佛跟谁憋着气似的一连下了两天。于是周一的傍晚，天边终于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晚霞夕照。就象是吹响了“集结号”，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匆匆忙忙地扒了两口晚饭就出了门。外地人可能难以想象，对于生活在盆地中的我等“井底蛙”，一年当中能目睹晚霞的时光足可用“珍惜”二字来形容。突然想起了上学时常见的一句话：“惜时如金”，还有我们常说的：“蜀犬吠日”，嘿嘿，现在的情形，怕是跟少见多怪的老狗差不了多少吧。不多说了，打马上路，脑子里还在回想着刚才的两句俗语，我的嘴角挂着些微笑。

十分钟以后，我已经赶到了望江楼对岸的河堤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河岸边早已聚集起三三两两的玩家，长枪短炮的摆开了架势，就等着夕阳落山霞光漫天的那一刻的到来了。唉，“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啊！相形之下，我手里的D40X在这里顶多只能算个“小赤佬”，旁边一位手持D300的仁兄还在请教相机的功能，这年头，有钱就能“亮骚”，谁管他专业不专业！

路过河边散步的人们从这里经过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细细打量一番，好奇者甚至还会凑上前去瞅瞅取景器。有人看得眼热，情不自禁掏出手机一阵狂拍。人群里，时不时会窜出几只顽皮的小狗，仰着头在如林的三角架当中做穿梭状，它们大概会讶异于这突然增多的“脚手架”。

夕阳，渐渐地滑落，隐没到望江楼高大的轮廓背后，漫天的霞光映入粼粼的江水，“半江瑟瑟半江红”，仿佛为这主题做点缀般，不知何时惊起的白鹭，在江面上优雅的舒展开洁白的双翅做翱翔。突然回想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峨冠博带的成都人曾在这巍峨的江楼侧畔同样优雅地抱拳稽首，或是折柳相赠，洒泪惜别。大江歌罢故人东下，自是一番滋味萦绕心头。而这百年江楼，默默无语却又亲眼见证过多少花开花落，聚散离合。夕阳下，它的背影仿佛是一位百年孤独的老人，阅尽了尘事的沧桑。却在无心当中成为了濯锦江岸边的一道风景线。而它的身后，还婷婷伫立着一位越千年时空的女诗人的身影，小桃花绕琵琶门巷，假如我们的目光能再放远一点点，那么你会听到不远处的围墙内，依稀传出的百年书院的琅琅书声。

于是想起了刘禹锡的那首《浪淘沙》：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女郎裁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定晚霞。

培训时间：2008年6月26日13：00～18：00

集合地点：顺城大街成都市体育中心门口

活动须知：

一．报名电话86083877，86628892，报名后因故不能前往者需提前24小时通知，未通过      电话报名者恕不接待。

二．本次考察活动属培训性质，参训者应正确对待，积极认真参予，行车途中需每人进行示范讲解，讲解时间不低于15分钟，讲解内容可涵盖主要景区景点或成都街巷掌故，若能结合途中随机取点更好。敬请参训者提前准备并在电话报名时申报。

三．进入景区后由示范导游带队按游览线路逐次讲解，参训者应认真聆听并做好记录。示范讲解完毕后自行活动一小时（因为讲解不可能面面俱到，建议参训者再购买相关书籍资料）。

四．按时返回乘车地点集合登车。返回途中如有未进行途中讲解者应先完成课目，再由各车组长负责组织车内娱兴节目，要求每人参加。

五．天利康辉导游培训部提供：游览车车费、意外保险费、每人两瓶矿泉水、景点地图每人一份、每车播放《都江堰－青城山》景点光碟一张。

六．考察结束后培训部将择日举办都江堰模拟讲解，因故不能到场讲解者应于7月4日前上交自行创作的导游词，导游词要求3000字以上之手写作品，严禁使用编辑剪贴的打印版本。

七．导游词及模拟讲解题目如下：

    A．都江堰水利工程概况（抵达都江堰景点前）；

    B．卧铁、堰功道、张松银杏介绍；

    C．伏龙观介绍（李冰石像、飞龙铁鼎、楹联牌匾）；

    D．都江堰三大主体工程模型（功能）介绍；

    E．安澜索桥、放水节习俗、平面图线路介绍。

其实，很早就想过要静静地品味峨嵋。无数次的陪同客户登临绝顶，总仿佛雾里观花，匆匆一瞥。那种“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的怡悦和坐看云起的淡定，寻常游览时却从不曾有过。峨嵋的嵯峨雄伟和万千变化，非得心平气和，意态悠闲才能领略得到的。一直盼望着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让我得偿所愿。“五一”本想游山观赏高山杜鹃，奈何俗务缠身，竟不能脱身，现在，机会来了。余震未了，想来该没有什么人出游吧？这样兴许就少了许多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和排队等候的烦恼。

没有开车，因为开车本身也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情，更何况独自驾车，不想让自己刚刚开始本意轻松的旅程就搞得疲惫不堪。打听到西南交大有校车在成都和峨嵋之间来回，于是打去电话询问，却不料想去峨嵋的大有人在，第二天的两趟班车居然座无虚席！我实在不能等待下去，尤其是一夜风雨过后，于是当即决定直奔新南门客运中心。这里的班次倒是不少，20分钟就能开出一班，瞅准时间泡好一壶茶水，顺手买张当日新闻，再挥手向这座余震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告别。对不起，我将暂时的跟您分开些时日了！

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后，我已置身于山脚下浓荫蔽日的石径上了。雨过天晴，空气中透着一种清新洁净，远处青色起伏的山峦被笼罩上一层暮霭，杜鹃鸟还在森林深处的某个角落里不知疲惫地鸣叫着，而在这熟悉的韵律声中还仿佛夹杂着一种声音，于是，我停下脚步仰望树丛细细分辨：原来是长尾巴松鼠在枝头呼朋引伴。那厮饶是机灵，见有人张望，忙转身逃开，匆忙间遗下松果一个从高处跌落。顾不得抬头四望，因为脚下青苔爬满小径。不期然间，竟发现自己已走到了红珠湖畔，潋滟波光中是摇曳的树和山的倒影，远处是点点灯火和依稀传来的阵阵笑语欢声。偶尔银光一闪，是一尾惊惶的鱼跃出了水面。湖面上上下翻飞着身手矫捷的燕子和蝙蝠，黄昏里，就数它们的身影最繁忙不过了。随便在湖畔找个长椅坐下来，就能聆听湖水轻轻地拍击着岸边，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弯弯的弦月已经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山岗。

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被世界科学界称为水利工程史的奇迹，因为它创造了若干项世界第一，保持了若干项世界第一：

它是今天可以见到的全世界修建时间最早的水利工程；

它是全世界使用时间最长的水利工程；

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灌溉面积一直不断扩大的水利工程；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无坝引水并完全成功的水利工程；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成功使用自动排沙技术的水利工程；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水则的水利工程；

它是全世界维修成本最低的大型水利工程。

都江堰是成都的骄傲，四川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都江堰的惊世成就中，最高明的设计是无坝引水和自动排沙；在都江堰的诸多功能中，收效最宏的是让成都平原得到自流灌溉，永保丰收。

    顺其自然，利用自然之力去克服自然灾害，而且是用到了相互对立的水与火。水火不相容，但是可以相激，这就有如阴阳相分又阴阳相激，刚柔相济又刚柔相推。李冰和他的合作者真是把阴阳两极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从自然中获取人类需要的各种成果～～

    一位作家曾经说，在大多数古迹面前，古老往往是只能用来缅怀和凭吊的。但都江堰不是，它的古老是可以用来享用的，它的古老至今鲜活无比。

    2263年过去了。

    人已老。无论你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是啸傲长街的侠客；无论你是君临天下的帝王，还是号令百万的诸侯；无论你是惊才绝艳的名士，还是倾国倾城的红颜；无论你的生前辉煌还是平淡，尊贵还是卑贱～～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所有的一切在浩瀚的时间面前早已经灰飞烟灭了。

    2263年过去了。

    岁月已老。山川沦陷，江河隆起，弹指之间早已沧海桑田。高大宏伟的建筑倒塌了，文采斐然的碑文风化了，参天的古树倒在了西下的夕阳里，多少帝王将相的陵墓湮没于荒草与黄沙之下，曾经翻阅起来哗哗作响的竹简也在无情岁月的侵蚀之下破损、碎裂、肢解，成为最有文化气息的一缕空气。

    2263年过去了。

    都江堰已老，都江堰的水已老。这江水默默地从遥远的秦朝流淌而来，顺着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一路流来，流进了新的世纪。流过了400公里的自然之河，同时也流过了2263年的历史长河。如果都江堰愿意抬起头来看一看的话，它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它的左邻右舍们早已经面目全非了，“范贤馆”已经成了“伏龙观”，“崇德庙”里供奉的神祇已经变成了李冰父子，珠浦桥已经搬了家～～

    经历2263年的时间的洗礼，都江堰是老了，尤其是当我走在那些沧桑的古道上，抚摸着古堰边那些斑驳的卵石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座水利工程，作为一个历史的遗迹，它与当代的建筑相比，的确是太古老了。

    但是都江堰古老而又年轻，在它古老的血脉里仍搏动着不竭的活力，一如那澎湃不息的江水。远至秦代的智慧与劳动累计起来的脉管里流淌的却是生动、鲜活、洒脱、激荡、狂放的岷江水。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都是新的，新鲜得像初生的婴儿。这些鲜活的水一路上没有自诩的喧哗，没有自得的矜持，没有自满的炫耀，有的只是无声的滋润和多情的灌溉。

    我们不妨这样说：“四川的富庶和稳定是都江堰所赋予的。”

    因此，1943年美国副总统华莱仕在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陪同下参观都江堰时激动地说：“都江堰是中国的骄傲，它为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起了支持性的作用。”